圖為：王灑（中）幫農民搶收稻谷
貴州省仁懷市駐村干部的任職期限是一年。2016年春節，王灑想著安居村還沒有脫貧，不能一走了之，于是申請延期一年。到了2017年春節，安居村已摘了貧困帽，王灑再次申請延期兩年。
“錯過了對家人的陪伴，但沒有錯過安居村每一天的變化，有一種選擇叫無悔，有一場青春叫駐村。”王灑說。
打消了先燒“三把火”的念頭
2015年春節過后，王灑從貴州省仁懷市直部門到三合鎮安居村任“第一書記”時，安居還是省級一類貧困村，也是仁懷市最窮、最偏遠的一個村子。
“山高坡陡，沒有一塊超過5畝的平地；沒有網絡，手機信號時有時無；全村1100多戶5100多人，有3/4舉家外出打工，剩下的還有200多戶掙扎在貧困線以下……”王灑嘆口氣，“安居村，實在是不‘安居’。”
比起自然條件先天不足、基礎設施薄弱，部分群眾落后的思想觀念更是一個難解的結。
剛到安居，王灑就見識到了村民們的“下馬威”。“聯系了一家企業來村里慰問貧困戶，結果車子剛進村口就被攔了下來，一個村民大大咧咧地爬上車卸下兩袋米和一件大衣，說他家里快揭不開鍋了。”王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其實他兩個兒子都在外打工，根本不愁溫飽。”
“為了爭低保，有人把患病的老母親背到村委會撂下就走；還有因為雞毛蒜皮的鄰里小事，公然將門前公路堵斷……”安居村黨總支副書記王國坤說，安居人不比富，只比誰更窮，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把自己脫貧致富的事當成村委會和政府的事。
前后幾件事情猶如一盆冷水澆熄了王灑最初的勃勃雄心，“頭一兩個月，慢慢從幻想著‘改天換地’中冷靜下來，要做事情必須取得村民的信任。”王灑說。
打消了上任燒“三把火”的念頭，王灑提著手電筒串戶去了，詳細了解各家各戶的困難和訴求。有的村民愛搭不理，王灑提上包谷酒，邊喝邊聊；有的忙著照顧孩子，王灑兜里就揣著糖塊、瓜子；有的重病在床，王灑便扛上米面慰問……3個月時間，王灑跑遍了安居村的角角落落，寫滿了5本民情日記，也逐漸在村里站穩了腳跟。
“嘖嘖，想著這些市里下來的娃兒就是鍍鍍金，沒成想他還真干上了。”村監委會主任張應科對王灑豎起了大拇指。
第四個月，全部貧困戶開了個會
改變村民頭腦，非朝夕之功。“拉拉家常可以增加親近，但要真正取得信任還要看你給村里辦了多少事。”王灑說。
上任后第四個月，王灑便召集起了全部貧困戶開會，承諾兩個月之內修建60畝的泥鰍養殖場，帶領大伙一起增收脫貧。
沒成想，苦等了3個多月，申報的項目資金就是批不下來。有的群眾向王灑投來質疑的目光，有村干部也勸說道：“王書記，基層工作就這樣，別想太多，時間滿了就回去吧。”
挫折反而激起了王灑的斗志。“這件事，上級給我資金要干，不給資金也要干！”第二天一早，王灑趕回市里，用工資抵押貸款60萬元。40多戶貧困戶積極投工投勞，當年底，60畝的泥鰍塘就修建成功了。
“泥鰍養殖收益按照3∶3∶4比例分紅，分別歸土地占用戶、投工投勞貧困戶和村集體所有。這個泥鰍塘是王書記個人貸款建起來的，他反而不要一分錢。”現在泥鰍塘做管護的陳坤芳說。
單憑一項泥鰍養殖很難讓村民擺脫貧困，經過調研，王灑又把目光對準了萬壽菊種植，“萬壽菊不僅可以提純天然黃色素，上規模后還能發展農業觀光。”
2016年春節剛過，王灑前往威寧縣拜訪一家萬壽菊種植加工企業的經理羅國超。得知王灑僅是個村干部時，羅國超不客氣地說：“我們公司合作的至少是縣一級政府，你回去請你們市長來。”
王灑沒有放棄，軟磨硬泡，終使得羅國超同意帶他參觀種植基地。參觀路上，羅國超提起自己的企業起步是得益于“軍地共建”，對部隊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王灑借機也談起自己在青藏高原服役的經歷，結果兩人越聊越投緣，羅國超當即決定免費提供5000多畝的種子給王灑，并簽訂了收購協議。
好事多磨。引來了產業，可村民卻不買賬，“不種糧食種菊花，又搞什么花架子！”于是王灑又帶著村干部挨家挨戶做工作，并和農戶簽下書面承諾：“如果種菊花的收入低于高粱，差價全部由王灑個人賠償。”
吃了定心丸，村民們逐步參與進來，種植規模也從當初的規劃幾百畝增加到3000畝，其余2000畝在全鎮推廣試種，成為每畝收益達2000多元的重要脫貧產業。2016年底，安居村人均純收入達到1萬元左右，貧困戶從兩年前的200多戶減少至9戶，成功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
駐村期滿后，他兩次申請延期
仁懷市派遣駐村干部的期限是一年，2016年春節，王灑想著安居村還沒有脫貧，不能一走了之，于是申請延期一年。到了2017年春節，安居已摘了貧困帽，王灑又有了新規劃，再次申請延期兩年，“安居山清水秀，可以爭取項目，打造成休閑避暑的鄉村旅游目的地。”
發展旅游，基礎先行。“壯著膽子敲開了無數部門和領導的門，不是開口做匯報就是伸手遞報告。”兩年多時間，王灑共爭取到30多家單位幫扶安居村，20多個項目逐一落地，為安居打通4條斷頭路、硬化同組路連戶路72公里，徹底解決了村民們出行難的問題。
利用村里存有明代古堡和數十棟清末民居的優勢，王灑請到省城鄉規劃設計院為村里作出發展規劃，現在安居已成功申報為“省級旅游扶貧示范村”和“全國鄉村旅游扶貧重點村”。
“安居村終于安居了。”王國坤說，村民們甜了，王灑卻苦了，“王灑每個月在村里吃住至少25天，熬夜、吃泡面是常事。”王灑卻說：“把自己綁在一個村莊上，已沒有退路，吃飯睡覺那點事不算什么。最讓我內疚的，是對家人的歉意。”
母親做膝蓋骨質增生手術，因為村里忙檢查，王灑沒能陪侍左右。麻藥失效后的劇烈疼痛，母親垂淚埋怨：“養兒何用，養兒何用！”兩天后，王灑抽身來到醫院，聽到護士的轉述，瞬間淚流滿面。
2016年兒童節，王灑答應去幼兒園陪女兒做游戲，可當天下午當他急匆匆趕到市里時，女兒已放學多時。“站在冰冷的鐵門外，我感覺幼小的女兒離開半步就是天涯。”
當初瞞著妻子用工資抵押辦理貸款，到現在王灑每個月還在還著3000多元的利息。妻子知道后埋怨：“平時衣服都舍不得買，一到村里怎么就窮大方？貸款到期怎么辦？”甚至，兩人的婚姻一度亮起紅燈。
“后悔嗎？”記者問王灑。
“錯過了對家人的陪伴，但沒有錯過安居村每一天的變化，我沒有理由埋怨，有一種選擇叫無悔，有一場青春叫駐村。”王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