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整合各類政務APP、微信工作群，為基層干部松綁。 王 鵬繪（新華社發）
問題一：用“按規定辦”塞責
有鄉鎮干部反映，工作中遇到難事急事，請示相關部門怎么辦，有時得到的答復是“按規定辦”。然而，按什么規定辦、如何辦卻不肯多講，讓基層無所適從。
基層請示上級機關，往往是遇到了難題。若知道按規定如何辦，怎么會請示？作為熟練掌握政策甚至是制定政策的機關干部，理應耐心細致做好服務工作，認真解答基層的問題。個別機關工作人員一句“按規定辦”，看似公事公辦，其實是不擔當不作為，很容易挫傷基層干部工作積極性。況且，鄉鎮基層干部遇到的問題，大都和老百姓生產生活有直接關系，一旦解決不好，就有可能由小問題拖成大問題。
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有的是業務不熟，自己也不知道該怎么辦；有的是怕出問題擔責任，干脆用“按規定辦”一推了之；有的是作風不實，缺乏為民服務意識。上級部門應該把服務基層與服務群眾統一起來，服務好指導好基層。對有具體規定的，要有理有據耐心指導，讓基層干部有章可循；沒有明確規定的，要積極幫基層出主意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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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考核指標不合理
完成一項工作，評價成效如何，考核指標的完成情況占很大比重甚至“一票否決”。為此，基層就要盡可能做好收集統計、臺賬準備等工作。
有的指標已經形成了科學合理的監測體系，不用基層動太多腦筋；但有的指標設計不夠科學合理，讓基層統計起來費時又費力，最后還難以達標。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表現。比如，衡量農膜回收工作的成效，往往采用農膜回收率這個指標，計算方法是農膜回收量除以農膜使用量。聽起來好像沒什么問題，但事實上對于農用地膜而言，無論是回收量，還是使用量，都很難準確統計。從回收量來看，地膜在農田使用過程中、在撿拾過程中本身就會有損耗，而且會附著水分、泥土等雜質，兩方面都會使重量失真。從使用量來看，地膜生產、銷售渠道較為廣泛，農資公司、個體商販、電子商務等方面不一而足，難以準確統計。
一個看似簡單的指標，如果設計不合理，基層工作人員就得耗費更多工夫。因此，制定指標不能想當然，還得多聽聽基層的意見，看看實踐的效果，不斷健全完善，提高可操作性。
江蘇蘇州市王冠楠
問題三：事事過度留痕
筆者在街道工作了將近7年，前段時間還在為整理殘疾人輔助器具發放資料犯愁。每發放一套殘疾人輔助器具，需要基層社區、街道殘聯部門提供殘疾人身份證、戶口本、殘疾證、低保證共4個證件復印件并加蓋社區公章；需要填寫調查表、申請表、發放表等3套表格，殘疾人、社區、街道三方簽字，加蓋社區、街道相關部門公章；還需要拍攝領取器具時的正面照作為發放證據，有人不愿露正臉的則要求社區寫情況說明蓋章，好不折騰。有人聽說這么麻煩，當即改變主意不想要了。這一下不打緊，上級部門又要求基層街道社區“不得退回，前期都摸過底確定的，現在退回要追責”。基層街道、社區干部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就這樣，本應是為群眾提供生活便利的暖心事，卻很麻煩。從表面上看，這是過度留痕惹的禍；深挖一層，實則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祟。整治事事過度留痕，不能只停留在口頭呼吁上，而要落實到強有力的行動上，制定切實可行的剛性約束，將基層干部從繁忙事務中解脫出來。
湖北武漢市金秀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