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電影《十八洞村》（2017）劇照。
作為人類減貧史上的一次創舉，“精準扶貧”凝聚著新時代的中國精神與中國力量。12月1日，由湖北省作協、《長江文藝評論》編輯部主辦的第十期“東湖青年批評家沙龍”在湖北省作協舉行。來自駐村工作隊、文學創作、文藝研究、新聞媒體等多個相關領域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圍繞“‘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書寫”這一主題展開了活潑深入的交流。當下備受文壇內外矚目的“扶貧文學”作品群，如《戰國紅》《人間正是艷陽天》《遣蛇》等，正是本次沙龍的研討對象。
“讓幾千萬農村貧困人口生活好起來，是我心中的牽掛。”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湖南省花垣縣排碧鄉十八洞村，第一次提出了“精準扶貧”。與“粗放扶貧”相區別，“精準扶貧”意味著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新方式。2019年，“精準扶貧”已走過了6個年頭，“脫貧攻堅”邁入關鍵之年，正在中國鄉村各處不斷涌現的新容新貌也不斷呼喚著文化文藝領域對新一輪“中國故事”的再現與書寫。
與會人員對主題的討論從三個方面展開：“精準扶貧”的政策內涵與實踐現狀，相關鄉村書寫的美學經驗與文本挑戰，本期主題的文化內涵與話語意義。
“扶貧人”的寫作實踐
來自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潛環首先勾勒出了當代中國扶貧事業的簡明脈絡。從改革開放初期至今，當代中國扶貧事業的實踐對象經歷了從貧困地區到貧困縣，再到貧困村的具體化進程。隨著“精準扶貧”的提出，“貧困戶”首次走進了基層治貧工作的視野，“誰是真正的貧困戶”成了亟待解答的現實問題。潛環指出，貧困村與非貧困村、貧困戶與“邊緣戶”之間致富步調的不平衡，正在浮現為“精神扶貧”層面的又一關鍵議題。
來自駐村工作隊的周亮、夏文杰同時也是非虛構文學創作的業余愛好者。扎根于大別山中大悟縣陳河村的周亮用自己的現實經驗印證了工作難點的變動：“現在，主要工作對象的確正是被評定為‘非貧困’的‘邊緣戶’。他們最苦惱的是，享受不到‘兩不愁’與‘三保障’，光景反而不如原先的‘貧困戶’了。”為了記錄扶貧工作中的一手經驗，周亮在微信公眾號上開始了“扶貧手記”的公開連載。“300多天，我還沒把一個村子的故事都講出來。”他與眾人分享著自己眼前的現實挑戰：“寫作‘手記’與入戶工作，僅憑我一個人已經漸漸有些分身乏術。”正擔任湖北省棗陽市鹿頭鎮劉莊村駐村第一書記的夏文杰同樣將記錄扶貧經驗視作自己對現實生活的自然反映。“這些故事里不僅有老百姓的淳樸生活，也記錄著我們這些扶貧人的酸甜苦辣，它們不僅僅是一份減貧報告，也是扶貧工作者對自我的重新審視。”對于這份“報告”的內容，夏文杰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在政策內容與鄉村現實之間，非虛構寫作的分寸與邊界究竟應當如何把握？”
作家群的敘事探索
“精準扶貧”的現實狀況與基層工作者的寫作經驗，一方面印證了文化與文藝領域在“精準扶貧”語境下展開鄉村書寫的必要性，一方面也標記了此類書寫可能遇到的難點。立足于骨干作家的集體創作體驗，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作協主席李興艷提出了“‘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書寫”對作家群體提出的兩項使命——捕捉真正的“現場感”，實現對包保干部、扶貧對象等不同“立場”與“視角”的協調與整合。由此出發，任教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陳國和教授認為，“精準扶貧”的參照視野正在令當下的鄉村書寫表現出新的審美特色，一方面以豐滿的人物形象支撐干群關系的成長變化，在闡釋“扶貧重在扶志”的同時回歸文學創作的初心；一方面則以“精準的真實”還原鄉村生態，恢復文學書寫介入社會現實的“及物性”。
同樣有感于同類鄉村書寫的文本經驗，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李雪梅著眼于“這種下沉式寫作對現實主義本身的拓展”，提出了“精準扶貧”背景下鄉村書寫在審美意義上亟待梳理的三組平衡關系：國家話語和文學個性表達，鄉村現實和文學想象，生活經驗與審美經驗。李雪梅談到，在“精神扶貧”脈絡上，農民的新啟蒙故事與干部的自我救贖再次接續了“文學是人學”白話新文學傳統；全新寫作資源與生活“實錄”的涌現則為文學文本的審美升華提出了新的要求。針對同類書寫中不同立場與視角的并存，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葉李認為，與近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各階段農村書寫發生觀照的“扶貧文學”不應簡單地被“扶貧”所框限，而應當是一種多義的寫作方式，至少可以是對“扶貧人”與“扶貧對象”的“雙向書寫”。“這種多義寫作呼喚著一種把握城鄉關系、確定身份認知的總體性視野。”她進一步闡述道：“與勞動類似，土地不僅是一種物質生產資料，同時也攜帶著特定的倫理與文化內涵。往返于城鄉之間的人，其在變動中的自我認知，其具體困境的彼此差異，正是現實主義文學認知現實的關鍵所在。”
鄉土文學傳統的賡續與發展
圍繞“‘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書寫”這一主題的內涵與意義，本期沙龍主持人陳國和教授認為，這種鄉村書寫攜帶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時代印記，延續了70年來社會主義文學對鄉村寫作經驗，因而可以視作是當代鄉村書寫在“趙樹理方向”乃至“柳青道路”參照下的一次重新出發。
沿著當下農民的自我認知之路，武漢大學文學院特聘副研究員樸婕認為，“‘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書寫”事實上正在把握市場經濟下農村與農民的轉化過程，新農民、農民工、新工人這組身份標簽，意味著不同的身份視野，潛藏著書寫當下農村轉型與經濟社會秩序的新話語方式，“‘鄉村’，正是新中國語境下出現的新文化范疇，在這個意義上，書寫鄉村恰也是建構鄉村、把握當代中國脈動的思想路徑。”
湖北省作協副主席高曉暉以多元性、全局性、歷史感、多視角為關鍵詞總結了本次沙龍的特色與成果。與此相呼應的是，《長江文藝評論》執行副主編蔡家園表示，本期討論延續了沙龍“立足當下，保持介入性，探索與創作和現實的關聯”的初衷，實現了多領域間的自由對話與平等交流。
作為一次話語體系意義上的越界實踐，本次沙龍在“精準扶貧”語境中納入了三類知識體系，即媒體報道與新聞書寫、文藝研究與文化研究，以及農民群眾自身有關“新人民文藝”的自我表述。縱觀沙龍全程，“‘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書寫”率先為扶貧減貧事業、鄉村文化振興與文化敘事、文藝書寫的深度對話開辟出了新的意義空間，也為新時代的鄉村書寫本身繪制出了最初的文化地圖。
